科研资助

尽管中国2014年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已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当，但仅有一小部分投入基础研究之中。在受访的学术带头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PI）中，超过80%的人认为中国应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鉴于应用研究领域的许多重大进展都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增加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将成为促进创新的一项有远见的长期战略。

探索性研究需要长期投入。尽管有些科研资助机构已设立了面向年轻科研人员的专项资金，但有些受访者还是认为，其金额往往较小并且期限较短。因此，资助机构或许要考虑扩大资助项目，提供时间跨度更大、金额更高的资助，尤其是面向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者，因为他们通常是科研人员中最具有创新力的人，科研生产力也最高。

中国的科研资助体系正逐步采用更为严格的专家评估的方法，并已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一成功做法在中国科研人员中获得普遍认可，并需要更广泛地实施，以进一步提高公平性和透明度。此外，如果资助机构能够增加资金管理上的灵活性并简化合规流程，将提升科研人员的效率和科研产出。

科研实施

最近几十年科研经费的增加让更多的年轻科学家也能拥有和管理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项目。这种独立性带给他们创新的空间，但也令其无法充分获得资深同事的指导，合作交流的机会也变少了。减少资深科学家的行政管理任务，让他们能腾出更多时间指导年轻科学家，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提供科研写作、数据管理和科研道德等方面的培训，对于塑造中国未来的科研文化也将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博士生和科技人员，但其中仍存在两大人才空缺: 即缺乏实验室技术人员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解决这两类人才的短缺，对于中国科研继续参与全球竞争至关重要，因此科研机构需要提高对这些岗位的重视度。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例如：提高合同制研究人员的薪酬，减少招聘中对海外经历的强调，以及改革事业单位编制等刻板的聘用制度。

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仍然是中国衡量科研人员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准。这种对高水平论文的重视提高了中国科研产出的质量，但评估中简单的定量标准和作者贡献分配同时也可能抑制科研合作，并催生学术不端。如果采用更全面的评估标准，就可以鼓励科学家更多地开展合作，并减轻试图抄近路的压力。一旦发现学术不端的行为，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都应该设法展开独立调查，并对违背职业道德准则的人员进行惩罚。

科研传播

科学研究是一项国际化的工作，并最终有赖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知识交流。然而，中国科研人员对于开放共享数据还缺乏热情，或者尚未意识到这一全球趋势。采取措施鼓励科研人员分享自己的数据和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他们参与其中并从中获益。

撰写论文和交流研究成果这两项重要任务，对于许多受访者而言都是一种挑战。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科研写作培训，并建立一个全行业的认证系统以监督和改善商业化的论文编辑服务，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另外，科研机构需要激励科研人员与公众和产业界交流自己的工作，开展更广泛的科学传播活动。

科研人员的流动: 从人才外流到“海归9”

多年以来，中国有大量学生和科研人员去往发达国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籍研究生数量从1987年的1.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3万人10，几乎增加了两倍，中国由此成为美国理科博士最大的海外来源国。受高薪和优越的科研环境的吸引，这些毕业生大多数倾向于留在美国11。

但是，随着中国持续加大投入和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中国政府已启动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其中就包括“千人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提供经费充足的学术岗位，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从海外吸引高层次的科学家，特别是中国籍科学家。“千人计划”目前已成功引进了许多资深科学家，其中包括一些重量级的专家，例如，清华大学引进的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施一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引进的获得国际量子通信奖的首位华人科学家潘建伟，等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洋科学家回国，带回专业知识以及更具国际视野的科研文化和实践，长期困扰中国的“人才外流”已经变成了“人才流入”。在此次调研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和近二分之一的问卷调查回复者，都是在这一波海归浪潮中回到中国的。

面向未来:满足科研人员的需求

中国由“人才外流”反转为“人才回归”或“海归”，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强的地位。但是，挑战仍然存在。中国的科研环境还需要更有国际竞争力，以培育和留住最优秀的科研人才。因此，必须要实施相关的政策和资助计划，以满足科研人员的需要，打造更能激发产出的科研环境，并推动科研发挥更大的学术、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为了明确努力的方向和相应的举措，就必须从科研人员的角度出发，清晰地理解中国科研资助、科研实施，以及科研传播和评估的情况。在本白皮书中，自然出版集团分析研究了参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科研人员所提及的需求和担忧，纵贯科研的三个重要阶段：即科研资助、科研实施，以及科研成果的传播13。

科研资助：优化扶持，意在卓越和创新

当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科研资金都日益面临压力之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却助推了研发投入的大幅增加。过去20年，中国研发投入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6%(按可比价格)，到2014年已达1.3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14。这些资金多数投入了产业的技术开发活动。高等教育和公共研究机构获得了总研发投入的约五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我们的重点调研对象是大学和研究所里的科研人员，其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有三个：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科学技术部以及这些科研人员所在的大学或研究所。对于大学和研究所而言，其科研基金主要来自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科研基金的分配机制对于中国科研人员及其科研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调研发现，近年来科研基金分配流程在公平性和效率上有了很大改善，但仍有一些领域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优先平衡

令人有些不解的是，尽管中国政府的科研资金在快速增加，但很大一部分科研人员仍觉得，获取科研资助在过去5年里变得更困难了。竞争加剧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从海外归来的高层次科研人员在不断增多，在国内建立实验室的年轻科研人员也增多了。不过，资金分配结构不够合理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接受我们调研的科学家们认为，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尚可加以改善。

首先，中国的科研资助机构可更多地资助基础研究，以推动有深远影响的创新。当前的资助机制更偏向于应用研究，因为这能产生更为直接和立竿见影的影响。但是，基础研究也很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其影响会更为深远。目前，基础研究经费仅占中国全部研发投入的 5%，这一比例远低于美国的18%，英国的16%以及日本的12%15。在接受调研的PI中，有超过80%的人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当然，由于本次调研的科研人员大部分都从事基础研究，得出这一结果或许并不奇怪。不过，美国、英国和日本对基础研究都有大量投入，因为许多应用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基础研究的发现。癌症的免疫疗法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该领域的研究有望提升人们治疗多种主要癌症的能力，但支撑这一重大进展的研究都源自人体免疫学方面相当基础性的研究。

采访片段

“特别是对于很基础的研究，我们国家的支持力度还是不够。而这些基础研究项目对提高国家整体软实力常常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纳什的博弈论......当时没人预见到这种纯理论研究有什么商业价值，但它后来被证明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纳什)他所在的大学和国家的科研体系就有一种机制，来保障和支持这种纯理论研究或特别基础性的研究。”—PI，25-34岁，南京

其次，持续投资于看似‘天马行空’的创新想法，有望带来长期收益。一定风险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其固有的不确定性，最具创新性的想法往往一开始就不会受到太多认可。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通常会优先资助那些建立在过去研究成果基础上的项目。有四分之三接受调研的PI认为，对于潜在影响和实际价值尚不清晰的研究项目，资助机构敢于承受风险予以支持的力度还不够。而对一些小众课题或新兴领域的资助，则往往受限于评审者的研究背景，以及资助计划对学科领域的要求。

采访片段

更公平，还是欠公平?

很多关注中国科研环境的人常常会质疑资金申请流程的公平性和效率。在《科学》杂志2010年的一篇社评中，两位科学家讨论了当时中国科研存在的问题—资金申请的评审往往取决于个人关系或工作关系而不是科研价值，这一问题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16。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三分之二接受调研的PI认为评审过程的公平性和效率都已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基金委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提高申请流程的公平性方面做了很大改进。不过，很多受访的PI也指出，在有些领域特别是重大项目的资助方面，仍有改善空间。

首先，科研资助机构可以更广泛地采用基于研究价值的同行评议机制，进一步提高科研环境的透明度。基金委最受称赞的变化之一就是参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模式，采用了基于科研价值的同行评议机制。为此，基金委建立了自己的评审专家库，入选者都是各领域广受尊重的杰出科学家。

中国的科研资助机构还必须抵制个人关系对评审的影响。基金委为此采取了严格的两阶段评审程序。在“函评”阶段，评审者以邮件形式提交评审意见，进行独立判断；“会评”则允许评审者进行讨论，但与会者在会前对谁来参会彼此并不知情，而且投票常常在闭门会议上进行，以避免受到外部个人因素的影响。此外，申诉机制也有助于提高公平性。

接受我们调研的科研人员，高度赞扬了这些用于防止个人关系影响的严格措施。“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科研资助机构中，基金委是最值得信任的，它非常公平，”一名上海的PI说。“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面上项目’。他们有个五人小组，如果小组成员分歧太大，就会再来一轮评审。作为申请者，你也有权申诉，要求复核。这在其他机构中是没听说过的。”

严格尺度如何把握?

资金拨给科研人员之后，并非完全任由其使用，后续的评估和审计将监控资金的使用情况。虽然有必要通过检查来防范腐败和资金的不合理使用，但过度严格的规定却有可能降低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接受访问的PI将此视为一个重要障碍，并提出了一些能够提高科研生产力的建议。

首先，资助机构可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障碍，并增加资金使用的弹性，以帮助科研人员提高生产力、提升效率。资助机构通常会要求资金获得者详细说明预算方案，列出明细，并在获得资金后严格遵守该方案。事后如有调整，就要通过复杂的程序，并且难以获得批准。然而，科研工作实际上充满了不确定性，几乎不可能提前数年精确地编制预算。对预算类别设置非常严格的上限，例如对差旅费和劳务费等的严格限制，也会妨碍正常研究活动的开展。对于有些大额资助来说，如果当年的项目资金在年底前没有用完，今后的资助拨款就会被削减。于是，科研人员不得不按期用完预算资金，这在有些情况下会导致资金使用上的低效和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