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资金后就开始展开科学研究工作了。此时，科研人员必须驾驭复杂的情况，确保有相应的知识和资源来完成最初设定的目标。此中的许多挑战具有普遍性，比如，全球科研人员都会尽力建立科研合作网络、不断更新知识，并避免在科研道德上犯错。但是，中国的科研文化有其特有的问题。当前，中国科研文化在很多方面正在发生转变，特别是在资深科学家如何传授经验给年轻科学家，科研人员如何相互合作，以及如何处理科研道德的灰色地带等方面。中国要在这些转变中获得成功，很可能取决于是否能保持一种相互支持、恪守原则和积极合作的科研文化，以及能否培养所必需的人才。

“大学里的论文写作课程，我感觉没有起到效果，基本上还只是关注语言问题，并没有解决逻辑结构问题。我听说有些是外语系开的。”—PI，35-44岁，南京

首先，要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科研机构不妨摒弃陈旧过时的人事管理体制。“编制”系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但仍在中国的事业单位包括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中普遍施行。有固定编制的人拥有永久性职位并且享受特殊的福利待遇，而其他体制外的员工则只能签短期合同。在中国当前的科研环境中，“编制”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PI招收博士后和技术人员。由于严格的名额限制以及硬性的学位要求，技术人员很难获得有“编制”的岗位。而且现行体制更强调获取资金的数量和论文发表数量，这些评估指标通常无法反映技术人员的绩效表现。再者，科研机构在分配宝贵的编制名额时，往往会向研究员和教授倾斜。“编制”的诱惑让一些有能力的博士生去从事教职，而不是去做博士后或技术人员。

采访片段

“技术员其实通常只需要硕士就够了，但学校都要求必须有博士学位才能拿到编制，而这就将一些本来够格的硕士研究生排除在外。但博士生往往都更倾向于做讲师或是研究员，而不愿意做技术员......技术员在体系里不受重视。这是一个难题。”—PI，45-54岁，西安

其次，有必要为编制外科研人员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报酬，以留住人才。由于研究经费中对人员劳务费的上限管理，PI往往没有足够的经费为编制外人员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这包括研究生、博士后和合同制的技术员。结果，这些专业人员会到企业寻找工作，以获得更有竞争力的薪酬，这种情况在北京和上海等生活成本高的大城市尤为普遍。

再次，把科研评估的重点放在研究产出本身，而非海外经历，科研机构才能把更多有才干的科学家留在中国。中国有许多科研机构在人员招聘和晋升时，会青睐于拥有海外学位或海外工作经历的学者。科研资助项目也偏爱有海外经历的申请人，这甚至是“千人计划”等项目的硬性要求。过去几十年对海外经历的重视为中国科研带来了巨大好处，因为海外归国的科学家极大促进了中国科研文化和科研水平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在科研基础设施和研究能力上取得领先地位，受访科学家普遍认为不适宜再强调海外学习经历。让最优秀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不得不去海外“镀金”，已成为中国缺乏博士后的重要原因。中国如想充分利用当前科研环境日益改善的优势，这个问题就必须加以解决。

采访片段

“关于合作,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署名问题......与国外不同,我们过分强调第一作者和第一责任单位,或者是第一通讯作者。这其实很不合理,明显是一种行政干预,问题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评估制度上的障碍。”—PI,35-44岁,南京

首先，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需要考虑采用更加细化的方式来评估科研，以减少对第一作者身份的争夺，从而推动国内科研合作。论文作者署名或许是科研合作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的科研合作中尤为棘手，因为许多中国科研人员都想做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这样他们的工作才会得到所在单位和资助机构的认可。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评估机制过于简单，一味强调文章发表的数量，并完全把文章归功于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缺乏一个认可多位共同作者贡献的更合理的分配机制。另外，中国科研机构对第一作者所属单位，即“第一责任单位”的强调，也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

这一问题在国际合作中没有那么突出，因为国外研究人员没有那么强调第一作者，而通常会遵循关于作者署名的专业原则。这种做法在中国还不普及，署名权的分配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受人情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消除不利于正常学术交流的行政障碍，促进国际合作。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经常需要交换实验材料，中国在这方面也存在一定障碍。一些邮寄到中国的样本或其他材料可能会滞留海关数月，导致研究陷于停滞，某些生物材料还可能因此而失效。此外，差旅费的预算限制、国际旅行的行程限制及繁复的行政审批程序，都阻碍了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合作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缺乏相关教育。很多时候学生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不符合科研道德规范的，是违规的......比如说，我实验室有个学生，他投稿了一篇文章，然后把相同的图表又用到另外一篇文章里。他不知道这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告诉他们什么是版权，培养这方面的意识和概念。”—PI，45-54岁，北京

首先，资助机构可采取更为精细全面的评估方式，减少科研人员“走捷径”的压力。许多情况下，科研不端的起因来自科研评估系统。因为该系统往往简单地将经济利益和职业前途与一些量化指标挂钩，如发表的论文数量—特别是发表在影响因子达到某个级别以上的期刊上，以及获得的资金数量等(见图7)。再如，医生需要发表文章才能晋升职称，而中国临床医生的工作量可能会多到让西方医生都惊讶的程度，他们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研究。大量发表文章的压力有可能导致科研人员走捷径，引发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如何重新确定评估系统的方向，使之关注科研的实际成果，现在是一个全球热议的话题。中国科学院等中国顶级科研机构都已采取措施来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结合定性评价的评估系统。

图7. 中国科研人员反映出目前的评估主要还是以定量指标为主

其次，需要改进科研道德规范的培训，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多数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都表示曾接受过科研道德规范培训，并没有表现出增加这方面培训的强烈需求(见图5)。但是，这些道德培训的质量值得检视。正如一些PI所指出的，培训通常不系统、不详尽，对灰色地带往往一笔带过。并且，由于中国过去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不够，人们似乎对科研道德规范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能提供更好的培训，更清楚地阐明国际学术界对不端行为的认定界限，并认识存在于正确与不端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这将有助于防止科研人员违反国际公认的规范。资深PI对学生和年轻研究人员的指导，也可以让他们对科研道德规范有更切身的感受。

再次，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可增加调查工作的透明度，并统一对肆意违反科研道德行为的处罚，以抑制学术不端行为。在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中，有91%的人认为中国的科研机构应在发现、防范和惩罚不端行为方面加大力度。这包括加强监测、执行标准统一的有力处罚，以透明的方式来调查违规事件。将科研不端行为公之于众，除了能够提升中国科学界整体的道德规范之外，还有助于其他科研人员认识到该类行为的严重性，并将之作为科研道德规范培训的案例。

中国的科研文化正经历一个重大转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年轻科研人员的指导和培训、人才结构、科研合作、道德规范都将在这一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在接下来科研过程的第三个阶段—科研成果传播，将展现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科研传播，从狭义上说是发表研究成果与其他科学家进行分享，从广义上讲则包括面向普通大众、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的互动与传播。当中国已与欧美等科研强国同场竞技时，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尽管中国科研人员强烈意识到向公众传播科研的重要性，但他们往往埋头于撰写和发表论文，参与科学传播的程度仍然很低。随着政府不断推动具有积极社会影响的科研工作，科研的公众传播就更加重要了。

“这也许是有利于整个科学进步的。但要把所有数据放到公开平台上，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整理那些数据。而且说不定公开后可能会有人来问问题，就牵扯到更多精力去解释。就我个人来说，不是硬性要求的话我不太愿意这么做。”—PI，45-54岁，北京

“语言是论文写作上的一个障碍，但更重要的是逻辑思维，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像在一些西方国家，他们很早就开始论文写作的训练。这贯穿于他们的本科教育之中，甚至从更早的小学中学就开始(强调写作)。但这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是缺乏的。”—PI，35-44岁，北京

撰写论文通常是科研工作的最后一步，但这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大多数接受调研的PI表示，平均每周要花一个工作日以上的时间撰写论文(图8)。中国科研人员在这方面遇到困难，主要是研究生们缺乏撰写论文的技巧，而许多商业公司提供的文字编辑服务也不能令人满意。这些问题亟需有关各方着手解决。

图8. PI在论文写作与发表方面话费大量的时间

首先，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技巧，中国的科研机构应当考虑提供更多的写作培训，包括为下一代的科学家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在写论文时，通常是PI就论文的主题和结构为研究生提供指导，然后由研究生完成初稿。但是，这些初稿的质量往往不合格，需要在学生和PI之间反复修改。有些PI将此作为指导学生的机会，但也有很多人为了节省时间而干脆自己重写论文。如前所述，英语对许多中国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文章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科研机构应考虑为学生和年轻科研人员提供更多的英语写作和科学论文写作的培训。但是，中国本科教育缺乏这种关键性的训练，这也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之一。如果将论文（essay）写作纳入教育体系，如本科阶段甚至是中小学阶段，那将极大地改善中国下一代学生和科研人员的科技写作水平。

其次，为了解决商业化论文编辑服务的问题，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业内认证系统，以保持质量标准。中国显然对高质量语言编辑服务有大量的需求。本土培养的科研人员常常缺乏英语写作技巧，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这种服务。这也是为什么本土培养的PI花在论文写作上的时间会少于有海外背景的同行的原因之一。但是，PI普遍反映这类服务带给他们的体验并不好，其中有许多都是本地公司。虽然接受调研的PI中有约一半的人曾使用过语言编辑服务，但只有四分之一表示会继续使用。他们认为大多数的编辑服务对于改善论文结构并没有帮助，语言润色的水平也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能为科研人员提供一种权威的衡量标准，让他们能够借此判断语言编辑服务商的服务质量，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像杰弗里•比尔(Jeffrey Beall) 的“掠夺性”开放获取出版商名单那样20，也制作一份权威的、持续评审的黑名单，列出那些质量差或者不规范的语言编辑服务商，这或许会成为维护行业质量标准的另一个“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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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论文发表过程中对中国作者是有偏见的。大部分的(学术期刊)编辑和审稿人都是西方国家的。所以也就不奇怪他们会更信任来自西方某个知名院校或实验室的文章,也会花更多时间去看。而对来自中国某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实验室投的文章,他们肯定会重视度低一些, 也更苛刻。”—PI,35-44岁,西安

采取措施增加中国审稿人的数量，或许能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接受调研的PI对中国审稿人的态度各异。有些人更喜欢中国审稿人，但另一些人则担心出于直接竞争的原因，中国审稿人可能对国内同行更为苛刻。不论如何，与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论文相比，中国审稿人还是太少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外的期刊通常很难征集到中国科研人员担任审稿人，因为这些刊物对潜在人选的专业领域不熟悉。下面两个方法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科研机构可提升其研究人员的可见度，比如在机构网站上建立易于访问的英文网页。这样就便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科研人员选择合适的中国科研人员当评审人，同时也可以增加他们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

其次，由于外国人通常难以读出并记住中国人的名字，因此有必要在中国推广“开放研究者和贡献者识别码” (ORCID)。该识别码是每位研究者专属的，在选择同行评审人时可以据此准确的辨识每一位研究者的学术履历和贡献，最终还可以用于实行个人化的学术评估。

除了采取措施增加中国审稿人的比例之外，要消除对中国科研人员的偏见或者这种观念，还需要依靠编辑和同行评审过程中的关键实施者，即期刊及其出版商。尤其是，他们必须继续与科研界进行更广泛的磋商，对同行评审过程加以改革创新，并做新的尝试，以减少这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偏见。双盲评审（作者与审稿人）、三盲评审（加上编辑）或其他更开放的同行评审模式都应当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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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媒体上进行科研宣传）这可能在西方国家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尊重个性和多样性。但在中国，对于一名年轻科研人员，这很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不想这样做。可能当我成为领域里的资深专家之后我会愿意。”—PI，35-44岁，上海

首先，中国的科研院所和资助机构可以将科学传播与科研人员的评估适当挂钩，以激励其积极参与科学传播活动。资助机构和科研院所有必要培育一种公开鼓励科研人员与社会各界密切联系的环境，为此可以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激励，让他们向外界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例如，可以建立一个更加精细的科研评估机制，而不单纯只看发表的论文(如前面所建议的)，还要对优秀的科学传播活动，或者与产业界合作而产生直接社会影响的活动予以奖励。对参与公众传播活动予以认可和奖励，也有助于科研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其次，科研院所和资助机构需要设法缩小参与科学传播的意愿和实际行动之间的距离。中国强调谦虚的文化传统阻碍了科研人员与媒体的互动。许多中国科研人员可能会担心，在媒体出镜会招致同行指责自己爱出风头，而不是专心做研究。因此，许多中国科研人员更愿意在从事科研之余参与一些低调的活动，比如在数量不多的听众面前发表演讲，或者撰写科普文章。此外，年轻的科研人员会倾向于将媒体沟通的事情留给更有成就的资深科学家。

中国科研文化中的许多行政障碍再次产生影响，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申请资金、撰写和发表论文，还有一些资深科学家肩负额外的行政性职务都要占用时间。相比之下科学传播就要靠边站，科研人员没有多少时间来做此类工作。

再次，媒体和科研机构应该提高其科学传播人员的素质，以最大程度地发挥科学传播的潜力。这些专业人员在促进科学界与媒体的积极互动方面非常关键。正如科研人员自身需要接受适当的培训来帮助他们传播科学，科学传播人员也需要获取有效的教育资源，从而掌握最新的科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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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或听说过的中国科学传播类媒体的记者都是文科出身，也就是他们从高中后就没受过什么数理化教育了......科研是复杂的，牵涉到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和假设。你在报导中忽略某一方面的信息就有可能导致整个意思完全变了。”—PI，35-44岁，上海

建立专业的科学传播中心可以帮助培养更多专业的科技记者和科学传播人员。此外，还需要有更多具有科学背景的专业传播人员。在许多媒体以及科研机构的新闻传播部门，负责与科学家打交道的专门人员通常都是公共关系或新闻学出身，这可能让科研人员担心其研究会被媒体曲解或夸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建立了科学传播与科技政策系，专门培养具有理工科背景的科学传播人员。这样的教育项目在中国很少见，还需要更多这样的项目。

最后，人们需要更专业、有效的科学传播渠道。目前，科学界内的主要传播渠道还是依赖科研院所和出版商。但是，科研院所的宣传部门往往不太重视科学传播，许多单位甚至没有专业的科学传播人员。出版商的新闻宣传活动通常更加专业，但报道覆盖面有限，中国科研人员对这些活动的知晓度较低。

科学界之外的商业传播渠道也需要改善。中国现有的科学类电视节目质量较低，一些大众科学网站往往覆盖面有限，影响力不足。如果有美国“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那样成功的商业化平台，就可以吸引政府、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投资，用于制作高质量、专业化的内容，并促使中国科研人员在中国乃 至全球的舞台上畅谈自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