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CR）测试确认的SARS-CoV-2病毒感染阳性患者；
2. 疾病严重程度：中度/严重，符合以下标准（至少需要一项临床参数和一项试验室参数）：

该实验采用的是双盲对照试验

入组年龄也是18-65岁

干预模型说明: 该试验分为三组，每组十个受试者（n = 30）。将所有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双盲组，分为两个治疗组或安慰剂组。

俄罗斯的一期临床已经完成，正在招募二期临床，结果应该也是正面的，虽然没有新闻报道。

提到外泌体吸入，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通过雾化吸入的方式输送肺干细胞分泌物（包括外泌体和和其他细胞分泌因子）可修复小鼠和大鼠因肺纤维化所致的肺损伤，这项工作为肺纤维化患者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无创治疗手段。本文通讯作者程柯教授是 Randall B. Terry Jr. 再生医学杰出教授，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联合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

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它使健康的肺组织变得没有弹性并留下疤痕，并发生大量炎症反应。在过去的五年中，程柯教授研究团队开发了肺球细胞来源的肺干细胞（Lung Spheroid Cells， LSC），作为肺纤维化的潜在治疗方法，并获得了 FDA 批准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医院展开一期临床试验。“进一步研究发现，LSC 主要通过其细胞分泌组（包含外泌体和其他可溶性细胞因子）来发挥治疗作用。”程柯教授说道。药物都是通过雾化的方式直接吸入动物的肺部。

Cells杂志的一篇报道认为，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物组可显示出广泛的药理作用，包括抗炎、免疫调节、再生、促血管生成和抗纤维化特性，可为治疗COVID-19肺炎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静脉内施用MSCs可能导致受伤的微循环聚集或结块，并具有致突变性和致癌性的风险，而用雾化的MSCs-Exo治疗则不存在这一问题。与MSC相比，MSCs-Exo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将它们存储数周/月，从而可以安全运输并不必立即使用。

肺部疾病的核酸疗法很有前景，部分原因是肺组织中缺乏血清，这意味着对核酸酶的低暴露，同时也因为通过吸入制剂进入肺部更容易。德国慕尼黑大学药物递送学教授Olivia Merkel表示，EV和其他纳米颗粒已被证明在肺毛细血管中积聚，这对于开发肺癌等适应症新疗法很有希望，但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哮喘则不太可能。“如果微粒卡在毛细血管里，不能从血流中渗出进入肺组织，那么你可能看不到好的治疗效果。” Merkel解释道。

吸入给药方式具有很大前景。药物直达肺部（局部靶向），没有肝脏一过性代谢，起效快，药物利用率高，降低了治疗所需剂量，减少系统暴露量，毒副作用小，是哮喘/COPD治疗最常用的给药方式。也是各种肺部疾病，包括神经性系统疾病的理想给药方式。例如最近Aerami Thearapeutics和笔者曾经工作的公司Vectura签了协议，用Vectura的Fox雾化器来递送伊马替尼治疗肺动脉高压，可以大大减少口服伊马替尼带来的严重不良反应，用显著减少的剂量达到相同临床治疗终点。

然而吸入给药壁垒非常高，涉及到处方工艺，装置，颗粒工程技术，临床复杂性，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跨国巨头是主要玩家。笔者在接受广证恒生胡家嘉（分析师）谈到吸入制剂开发壁垒包括研发壁垒、临床壁垒与产业化壁垒。以下内容由胡家嘉整理成文。

药物在肺部的沉积率是影响药物疗效的关键因素。肺部沉积率又受到药物粒子的性质（粒径、粒径分布、药物分散状态）、载体、设备、外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药物粒子：

1）药物粒径。药物粒径是影响分布沉积率的主要因素，粒径的大小显著影响吸入颗粒在肺部沉积的位置和分布情况。以DPI为例，粒径范围在1-5μm时能够到达最有效的程度；大于5μm的粒子通常沉积在口腔或咽喉，小于0.5μm的粒子则不会停留在肺部，而是随布朗运动继续前行。

2）药物的分散状态。药物不同的分散状态（分子、胶体、微晶、无定形等）对其在肺部的沉积有不同的影响。比如药物不同晶型的溶点不同，药代动力学的溶解度也不同，在气流粉碎高能运动过程中，有些晶型的结构会改变，破坏原有晶型结构后再结晶会影响药物在肺部的沉积效率。

3）与载体（乳糖）的结合。加入载体可以改善高黏附性药物颗粒的流动性和分散性，乳糖是最常用的载体材料。需调整合适的工艺参数如乳糖的粗糙度，来保证药物颗粒在混合过程中的流动性、灌装过程中的流动性、以及递送时候在恰当的冲击力下分离。

给药装置：

1）药械结合。吸入制剂本身是一种药械合一的特殊制剂，对药械的联动性要求很高，药品与器械的组合方式需充分合理。

2）定量释放。必须保证给药装置每一次释放的剂量都相对稳定，如舒利迭含有60个剂量，需达到60剂量中的每一次释放的剂量都相同。这对装置的性能、结构设计、质量控制等方面有较高要求。